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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2a111 - 中国的新航海时代:比黄金更珍贵的是人心所向

2020-01-09 14:52:36

来源:ds真人app下载

二未来会证明,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,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的一次新航海运动。中国“新航海运动”的动力并不复杂,而是非常简单,就是正视人性、顺从民意。三中国的“新航海运动”,不仅是顺从民意的改革驱动的,也是朝向世界的开放驱动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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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2a111,文/秦朔

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,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,网联合微博推出《千人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》大型专题报道,口述历史,重温变革,向那些为时代、为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的翘楚们致敬。

此文为《千人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》卷首总撰稿秦朔先生撰写的项目开篇。点击观看预告片《改革开放40周年 在镜头里读懂“伟大觉醒”》

500多年前,欧洲人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、绕道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新航线。这一“地理大发现”和“大航海时代”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。而当时驱使欧洲人舍生忘死奔向新大陆新世界的最重要动力,是他们认为那里有黄金。

哥伦布说:“黄金是一个奇妙的东西。谁有了它,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。有了金,甚至可以使灵魂进入天堂。”

恩格斯说:“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、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;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;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。”

这个过程充满了探险的传奇,也浸透了血腥和奴役,但它拉开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序幕,如同马克思所说的,“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,土著居民的被剿灭、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,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,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: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”。

这种曙光,一方面使“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,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”,另一方面,“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,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,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。……自然力的征服,机器的采用,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,轮船的行驶,铁路的通行,电报的使用,整个大陆的开垦,河川的通航,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,——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?”

当这样一股力量和古老东方的中央帝国碰撞时,中国便开始了数千年未遇之变局,其间有磨合冲突,有落后挨打,有变法图强,最后是大清王朝的挽歌和几近被瓜分的悲歌。

未来会证明,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,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的一次新航海运动。如果说500年前的“大航海时代”是西方改变东方的开始,中国的“新航海运动”则是东方的觉醒、复兴,而且也将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格局和权重。同时,这还是一个以生产、贸易、投资为手段,以亿万创业者、企业家为动力的和平进程。

改革开放40年不能忘记,因为这是5000年来,中国人民的主体性绽放得最灿烂的时光。这个时代并不完美,矛盾和阵痛也时时和我们相伴,但在历史上,我们第一次有权利,能够按照自己真心向往的完美方向前进。我们在通往美好的奋斗之路上。

幸福从来不会从天而降。

几个月前,我参观了深圳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。看到原广州军区守备第六团政治处主任卓基旭描述改革开放前宝安、蛇口一带的情况,“宝安只有三件宝,苍蝇、蚊子、沙井蚝。十屋九空逃香港,家里只剩老和小”。

上世纪60年代有关部门发过一个《人间地狱——香港》的材料。《人民日报》记者奉命到宝安了解群众逃港问题,办了一张过境耕作证,随逃港群众到九龙,发现这里并非“地狱”。有逃港者哭着对他说:“我们也是党员啊,对不起党,对不起祖国,给社会主义丢了人,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!”

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,亲身感受到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,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,向中央提出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。在广东负责筹办特区、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说,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,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、树林中准备逃港的人群,完全消失了。不久,许多逃到香港的人又回来了。

我在博物馆里,看到习仲勋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时说的话,“千言万语说的再多,都是没用的,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,才是唯一的办法。不然,人民只会用脚投票”。

邓小平,这位引领中国“新航海运动”的舵手,1985年会见日本客人时说:“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。但是,如果我们不这样做,前进就困难了。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。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,尽管是有风险的事。”他还说过:“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,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,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。”

很多人往往把“革命”和一个阶级用暴力推 翻另一个阶级联系起来,但革命的真义,也可以从《周易》中得到启发,就是“天地革而四时成,汤武革命,顺乎天而应乎人”。什么是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呢?《尚书》中说,“民之所欲,天必从之”,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”,上天所见来自百姓所见,上天所闻来自百姓所闻,民意即天意。

中国“新航海运动”的动力并不复杂,而是非常简单,就是正视人性、顺从民意。人性驱动前进,合乎人性的观念、理论、主义,才是真实可靠的力量。

中国的“新航海运动”,不仅是顺从民意的改革驱动的,也是朝向世界的开放驱动的。

亚当•斯密1776年出版的《国富论》中指出,制造业的完善依赖分工,而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支配。他说,从逻辑上,中国很适合发展制造业,因为中国“幅员是那么广大,居民是那么多,气候是各种各样,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,各省间的水运交通,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,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,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,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。就面积而言,中国的国内市场,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。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,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,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,必能大 增加中国制造品,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。……通过更广泛的航行,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,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、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。”

但当时的中国制造业为何没发展起来?亚当•斯密讲了两个原因。

一是“重农主义”,“中国的政策,就特别爱护农业。在欧洲,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,而在中国,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。在中国,每个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,或是拥有所有权,或是租地。”

第二,中国人“不重视国外贸易”,“当俄国公使兰杰来北京请求通商时,北京的官吏以惯常的口吻对他说,‘你们乞食般的贸易!’除了对日本,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的船只经营国外贸易。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,亦不过一两个。所以,在中国,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,要是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能比较自由地经营国外贸易,这种范围当然就会大得多。”

重农、重土,轻视贸易、禁锢国际贸易——让中国发展制造业的先天优势,后天统统失灵!

改革开放,从“三来一补”(来料加工、来料装配、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)、外向型工业区、外商直接投资开始,将中国经济和全球市场联系在一起。开放驱动中国,订单驱动中国制造,市场仿佛有一种魔力,倒逼你不断改进、升级、迭代,生生不息,循环不已。弹指一挥间,远航的中国船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边。无数冒险家、企业家就像当年的达•伽马、哥伦布、麦哲伦。

每个企业都在造东西,无论商品还是服务。但是一切制造之上的制造,也就是支持所有创造性劳动、生产性活动的观念和机制,是单个企业所无法创造的。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、便利化、公平化的制度环境,是中国“新航海运动”的根本保障,昨天如此,今天如此,明天更加如此。

500年前那些掠夺了无数黄金的欧洲人,最终并没有赢得世界,而是秉持“生命权、自由权、追求幸福的权利、财产权”等原则的美国,依靠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优势,赢得了一个多世纪的领先。

人心比黄金重要。今天,14亿中国人的人心所向,就是“新航海时代”中国之方向,中国之动力,浩浩荡荡,顺之必昌。(本文是应邀请所写,作为网联合微博《千人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》大型报道开篇序言。)

责任编辑:刘万里 SF0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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